荒唐九、民和官混淆、量和质不分、名与实不辨
1、民和官不该混淆
中国自古以来的封建社会政治伦理是什么呢?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下为公”之类的儒家民本主义思想。中国自古以来的封建社会其合法性来源是“以民为本”是“替天行道”。君是君、民是民、臣是臣。君和民的关系是“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臣的位置比较复杂,既要为君办事是臣,又要管理民众是官,臣应该与君合力实现“以民为本”,官(臣)和民是分开的,甚至是对立的,岂能混淆?三纲五常主张“君为臣纲”,并没有主张“君为民纲”,用现代语言就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与“为人民服务”并不矛盾。现代文人则是两者不分,臣、民一体,把“君为臣纲”想象成“君为民纲”当作封建专制的靶子大加挞伐,清遗则更疯狂,还以此为“剃发易服”平反,说:“清朝统治者就处在君的位置,中原人民都是他的臣仆。自古君臣如父子。父亲叫儿子在穿着打扮上与自己一样,难道叫“侮辱儿子”?道理上就说不通。”正和汉奸孙之懈奏请满清统治者“屠民以从满清皇帝”。
朱元璋一直作为暴虐专制的典型被批判,然而朱元璋爱民杀官,一直和官僚阶层做斗争,朱元璋如此狠毒的杀贪官,老百姓当然拍手称快,就是问问现在的老百姓,好不好,十个有九个说好,老百姓实在是被腐败整苦了,怎能不说好?
朱元璋好杀,杀的是官僚,勋将,对他们充满仇恨,而对老百姓是宽的。朱元璋《明大浩》中明文规定,凡贪污贿赂的害民官,允许老百姓将其“绑缚赴京治罪”。并且告示天下,“各级官府、关津毋得刁难阻挡”。现在的文人总是指责朱元璋好杀,把他当作专制主义暴君,为满清推脱,其实这两者有本质的不同。
而在满清统治者看来,官民一体都是奴才。但官已经是满清的好奴才,好走狗,但民心还不顺,故惩民以养官威。金圣叹哭庙,明明是官吏腐败贪污公粮,百姓无处伸冤,向“顺治明君”的亡灵哭诉,但满清政权为了让老百姓成为奴下奴,竟然颠倒黑白,借此机会屠杀士子百姓百余人之多。时人都知其并非昏庸而是故意使然。所谓“朝廷有意与世家有力者为难,以威劫江南人也”。
同样道理,太监的作用影响不能高估,明朝太监常被人诟病,但是太监的恶劣作用,主要针对的是官僚,朋党,而不是针对老百姓。何况太监专权时间并不长。
2、明朝朱元璋的文字狱和满清文字狱不可混淆
明代的文字狱,基本集中在洪武十七年到二十九年,涉及的也主要是几十个文臣,罪不及妻孥,更没有形成社会运动,长度和规模影响相当有限,本不值得多提。而满清历经康雍乾三代一百三十四年,掀起的文字狱是一场彻底的政治运动,涉及的社会阶层相当广泛,从大臣到知识分子到疯汉都不能幸免,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从政治伦理艺术到宗教科技,是对人类文明的阉割,是中华文明前所未有的劫难。
而文史界以及教科书从来写的是“明清文字狱”,卑劣地去暗示人们:文字狱从朱元璋起始漫漫长夜,一直延续到满清,让老百姓仇恨朱元璋,以达到给满清开脱的目的。
清遗更可笑,他们还真去罗列罪状,把“某人在某时罢了官,被打了板子”都说成是“文字狱”,特别是拿李贽来说事,说明代从洪武到天启一直在搞“文字狱”,显然是胡搅蛮缠的,这里讲讲什么才是文字狱。
有些人不懂什么叫“文字狱”,也有些人故意把打击政敌、思想控制和文字狱混为一谈。认为只要是明清时期“思想犯”、“政治犯”都是文字狱。把政治犯和文字狱混为一谈又是文史界常搞的歪曲把戏,就“意识形态错误”,“政治犯”成为罪犯的刑法。就连现代社会也不免。比如美国的“麦卡西主义”。在英国只要高呼“打倒女王”和“暴力革命”就要被逮捕,还有德国有“纳粹宣传罪”等等。反恐怖主义遇到的“诈弹”问题,都有宣传就是犯罪的内容。难道我们能说各国还在搞“文字狱”吗?
不妨看看新华字典如何定义文字狱,文字狱是:“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一种冤狱,故意从作者的诗文中摘取子句,罗织罪名”可见,严格意义上的文字狱应该是这样的:第一作者并没有主观上的故意。其二、是统治者故意从作者诗文中曲解引出的“罪名”,或者说是无意中触犯了统治者的忌讳,是“文字”犯罪。其三、以冤狱来牵连严厉处罚更多的无辜,包括作者亲属、朋友、学生等等。其四、文字狱造成一种对知识分子的威慑、恐怖效果。比如乾隆时期,有20%的文字狱处死的是疯子。而且被陵迟处死,这才是文字狱。
所以文字狱最大的特征是“冤”,文字狱另一特征是“狱”,处罚极其严厉。如果仅仅以文字不当进行处罚比如肉刑等等,还称不上“狱”。
文字狱本来是历史现象,以后被“广义化”了,只要是迫害知识分子都可称为“文字狱”。如果从广义角度,“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当然也算文字狱。但要是把这当作历代文字狱的案子来看,岂不是笑话。搞历史的却不去做两者区分是荒谬可笑的。
满清的文字狱历经康雍乾三代,其特征是威慑恐怖,对犯了“文字狱”的犯人,以极刑处理常常是陵迟处死,死人、活人、亲属、同族都不放过。至乾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乾隆在位63年,制造的文字狱有130余起,一年两次还多平均半年就一起,已经成了国策。不光是人文,而且大量的科技书籍被毁,这怎么能同明代相提并论。在质和量上和历朝历代都无可比性。
满清文字狱的盛行造成文人写文章动辄犯罪,极大的打击了文化、科学、艺术和思想的发展。
3、朱元璋的卧碑和顺治时期的“不可言事”在历史学家眼里竟然是一样的
余英时说:“明太祖的摧残学术自由,给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带来很多不好的后果。明代开始有所谓明伦堂卧碑,卧碑上列的很多条戒律可以看 出明代对知识分子有特殊的控制,如生员不许向政府建言,就是说知识分子不能干涉政治,没有言论自由。卧碑还特别要生员监视自己父母,如有胡作非为便当加以劝止。”
“或者你要想在思想方面有所创新,在明太祖时代是绝对不容许的。不单明太祖不容许,稍后在明朝也不行。”(《学术何以必须自由》)
禁止学生妄言,就等同于不让知识分子说话,等同于没有言论自由?说没有言论自由,话说得太绝对了。至于说“或者你要想在思想方面有所创新,在明太祖时代是绝对不容许的。不单明太祖不容许,稍后在明朝也不行”更是胡说八道。要是大家不明真相,真有可能被余英时给骗了。
“生员”者,明、清时期系指隶属于本府、州、县学经各级考试入府、州、县后入学的学生,通名生员,习称秀才,亦称诸生。生员常受本地教官(即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等)及学政(明为学道)监督考核。由此可见,生员不能等同于书生,更不能等同于知识分子更类似于将来的公务员。公务员当然不能随便发表政见。美国政府不是也禁止公务员谈论“维基解密”吗?
“一切军民利病,农工商贾皆可言之,唯生员不许建言”。这才是卧碑的真实表达。朱元璋此举是有远见的,后代就有“明亡于党争”之说法。而满清顺治卧碑则为“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这一条的考虑完全和洪武卧碑不一样,是要求士人从生员阶段开始,就不许干涉国政,议论国事,并且以士人作为农工商贾的表率,士人无话语权,其他阶层的百姓更不许有一言及于国事,实际是剥夺所有汉族民众的言论权利,让以士人为首的所有汉族人民老老实实的当满清的顺民奴才。(柳诒徵《中国文化史》)
文人无行,满清的所有暴政都由明朝来背黑锅,连余英时这样的海外文人都如此,一骗长达60年,可见文史界在明清问题上重重黑幕之深。
4、 海禁和闭关锁国是一回事吗
明初是搞过海禁,但这政策是防外是防倭,其实和拿破仑封锁英国的“大陆封锁令”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到隆庆时倭患渐平,这种海禁就取消了。而明代对于西方贸易,西方文化从来没有搞过封锁。
满清不同,满清闭关锁国是为了防内是防汉,怕汉人和洋人联结,更怕汉人在海外建立根据地。所以其政策严厉得多,残暴得多。康熙时的“迁海令”屠杀沿海百姓百万之多。之后,严防洋人来华。明确指出:“设禁之意,特恐吾民作奸勾夷,以窥中土。”
海禁和满清的“闭关锁国”有其本质上的不同,后果也完全不同,但是却一直被历史学家们相提并论。要说不是有意愚弄人民,决不可信。
袁伟时说:“从乾隆爷开始,中国和西方各国交往的一大障碍就是要不要行跪拜礼等所谓礼仪问题。鸦片战争后侵略者咄咄逼人,但是,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执政当局仍在皇帝能不能及如何会见外国使节等虚文上纠缠不休。这类纠纷甚至成为触发或激化双方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清廷看来,这类礼仪“体制攸关”,难以让步。背后是个重要的文化心理:中国是天朝上国,与其他各国不是平等的敌体。” 但是有一条袁伟时无法解释。汉、唐、宋、明从来没有因为争持礼仪而妨碍了两国邦交。比如,明成祖朱棣可曾因为跪拜礼拒绝过帖木儿国使臣,历代中华政权,可曾有过因为礼节问题而和外国断绝来往?
有网友议论:“公使驻京,虽隐含直接向清廷施加压力的意味,但毕竟符合国际惯例。可是在咸丰帝心目中,情况却正好颠倒过来。他认为最可怕的,恰恰是公使驻京,其次是内地游历,再次是增开口岸。所谓天津谈判二十多天,咸丰帝指示桂良一争再争,最后不惜于决裂开战,就是为了废置公使驻京等项。至于那些损害中国最为严重的条款,咸丰帝、桂良等人在大炮的威胁下倒是比较痛快地接受了。”一般舆论都认为是儒家思想的荒谬,中国皇帝始终自以为是“天下共主”。其实并非如此,满清闭关锁国的根本原因是满清统治者是为了关起门好继续压迫汉人,所以在鸦片战争,他们宁可割地赔款也不愿意开放口岸通商,更不允许洋人进京开设领馆,洋人进京不礼意味着藐视了满清政权,从此颠覆了满清统治者在汉人心目中的神威,这也是满清非要洋人行跪拜礼的缘由。另外洋人进京后从此和汉人就有了联系,想想连蒙古、西藏、回部都不许和汉人有交流,何况文明和武力比他们强百倍的洋人。
满清部族政权和传统中国不分,是几乎所有历史学家的通病。这明明是部族统治的特点,殖民统治的共同特点,然而却被历史学家们归咎到封建,归咎到传统文化。中华古代文明替满清背了多少黑锅。
袁伟时的“近代化与教科书”说出了一半真相,如果不把完整的真相告诉大家,其影响反而更加恶劣。只能是否定传统文化、否定反侵略、反奴役、否定孙中山、否定正义、最终否定中华民族,当西方的好奴才。笔者曾发信到其博克,询问其是否知道真相?但是,按自由派的惯例,这类问题他们从不回答,明显是故意。由此可知,他们在揭穿国家主义者虚伪的同时,他们同样也在欺骗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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